金初既患钱少，亦患铜少。初括民铜器以铸，于是铜禁极严。铜器初皆官造，其后官不胜烦，民不胜弊，乃听民造，而官为立价。以售铜不许越界，与外国贸易，亦不许用钱。以宋用铜钱，淮南乃用铁钱，以防流出。陕西有用银布姜麻者。承安三年，立制以钱与外方人使及与交易者，徒五年，三斤以上死。其后乃渐兴窑冶，然无大效。钞法既敝，钱遂为所逐，虽立七年之限，极力设法流通，而亦无济矣。
金代行钞，始于海陵。贞元二年，以户部尚书蔡松年请行钞引法，遂设交钞库及印造钞引库，印一贯、二贯、三贯、五贯、十贯五等，谓之大钞；一百、二百、三百、五百、七百五等，谓之小钞。与钱并行，以七年为限，纳旧易新，循宋张咏四川交子之法，而纾其期，盖以铜少权制之法也。章宗即位，有欲罢钞法者，有司言：“商旅利于致远，往往以钱买钞，盖公私俱便之事，岂可罢去。止因有厘革年限，不能无疑，乞削七年厘革之法，令民得常用。若岁久字文磨灭，许于所在官库纳旧换新，或听便支钱。”从之。《食货志》论之曰：自此“收敛无术，出多入少，民寖轻之。厥后法屡更，而不能革，弊亦始于此焉。”按：当时交钞之制，上有文曰：“圣旨印造逐路交钞，于某处库纳钱换钞，更许于某处库纳钞换钱。”则钱钞相易，皆有定处，此其所以不便，初不关七年厘革之限也。自厘革之限既废，有司以出钞为利，收钞为讳，渐苦钞多，乃欲以银权之。承安二年十二月，尚书省议，官俸军需皆以银钞兼给，旧例银每锭五十两，其直［值］百贯，民间或有截凿之者，其价亦随低昂，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，一两至十两分五等，每两折钱二贯，公私同见钱用，亦代钞本，仍定销铸及接受稽留罪赏格。后私铸者多，杂以铜锡，寖不能行。五年十二月，罢之。卫绍王时，钞法大敝，会河之役，至以八十四车充军赏。宣宗立，欲重之，贞祐二年，更造二十贯至百贯、二百贯，至千贯钞。三年四月，河东宣抚胥鼎言：“市易多用见钱，而钞每贯仅值一钱，曾不及工墨之费。”请权禁见钱，从之。自是钱多入于宋。《志》谓“富家内困藏镪之限，外弊交钞屡变，皆至窘败，谓之坐化”。三年七月，改交钞名为贞祐宝券。宝券初行，民甚重之。已而河北、陕西诸路，所支既多，民遂轻之。商贾争收入京市买，物价顿昂。乃令宝券路各殊制，河北者不许入河南。四年，以河东行省胥升言，仍许不限路行使。兴定元年二月，造贞祐通宝，一贯当贞祐宝券千，四贯直［值］银一两。五年闰十二月，造兴定宝泉，每贯当通宝四百贯，以二贯为银一两。元光元年二月，诏行之。是年五月，造元光重宝，每贯当通宝五十。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，同银钞及余钞行之。未久，银价日贵，宝泉日贱，民但以银论价，宝泉几不用，乃定法，银一两不得过宝泉三百贯，凡物可值银三两以下者，不许用银，以上者三分为率，一分用银，二分用宝泉及重宝、珍货。京师及州郡置平准务，以宝泉银相易，私易及违法而能告者罪赏有差。是令既下，市肆昼闭，商旅不行。七月，乃除市易用银及银宝泉私相易之法。至义宗正大间，民间遂全以银市易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