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《本纪》：天监元年，诏可于公车府谤木、肺石旁，各置一函。若肉食莫言，山阿欲有横议，投谤木函。若从我江、汉，功在可策；次身才高妙，摈压莫通；大政侵小，豪门陵贱；若欲自申，并可投肺石函。六年，诏四方士民，若有欲陈言刑政，可各诠条，布怀于刺史、二千石。有可申采，大小以闻。
“大同二年，诏画可外牒，或致纰缪。凡政事不便于民者，州、郡、县即时皆言，勿得欺隐。如使怨讼，当境任失。而今而后，以为永准。务加隐恤，舒其急病。
“元年，始去人赀，计丁为布。身服浣濯之衣。御府无文饰。宫掖不过绫采，无珠玑锦绣。大官撤牢馔，每日膳菜蔬。饮酒不过三盏。以俭先海内。每选长吏，务简廉平。皆召见御前，亲勖治道。”
又著令：“小县有能，迁为大县；大县有能，迁为二千石。”剖符为吏者，往往承风焉。帝之志在恤民，盖无疑义。然徒法不能自行。
当时后军参军郭祖深，又尝诣阙上封事，言“愚辈各竞奢侈，贪秽遂生，颇由陛下，宠勋大过，驭下大宽，故廉洁者自进无途，贪苛者取人多径。直弦者沦溺沟壑，曲钩者升进重沓。饰口利辞，竞相推荐；讷直守信，坐见埋没。劳深勋厚，禄赏未均；无功侧入，反加宠擢。昔宋人卖酒，犬恶致酸，陛下之犬，其甚矣哉！”则帝于督责之术，实有所末尽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