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1857年到1858年间所作的笔记——在时间上介于早期著作与《资本论》之间——中，马克思阐述了缩短劳动时间对改变劳动主体所具有的重要意义，从而提到了在我看来是相互对立的两个论点的逻辑联系。例如，我们在那里读到：“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，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，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。”[35]这意味着，个人被要求的劳动时间越短，他们在科学以及其他方面的受教育、受培训的水平就越高，他们的“生产力”就越大；而生产力本身的扩大又使得提高满足需求的水平、再次缩短劳动时间成为可能，等等。那里继续写道：“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……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”[36]不过马上补充道，“劳动不可能像傅立叶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游戏”，但是，“自由时间——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——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，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。对于正在成长的人来说，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训练，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，这个过程就是（知识的）运用，实验科学，有物质创造力的和对象化中的科学。对于这两种人来说……这个过程同时就是身体锻炼。”[37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