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这样的形势下，仁宗赵祯终于感觉到了统治危机，他清醒地认识到，再也不能因循守旧维持统治了，必须要变法图强。于是，他特别礼遇范仲淹、韩琦和富弼等人，并多次催促他们尽快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改革方案来。那时候，李元昊以辽国为后援，在宋夏和议中态度表现十分强硬，居然向宋朝要挟“岁赐、割地、不称臣、弛盐禁、至京市易、自立年号、更兀卒为吾祖，巨细凡十一事”，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都厌战，对于西夏提出的一些无理要求，他们总是一副“一切从之”的态度。对于此事，韩琦一直持反对态度。
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七月，范仲淹呈上《论备御七事奏》，认为当务之急是：“一曰清政本，二曰念边计，三曰擢材贤，四曰备河北，五曰固河东，六曰收民心，七曰营洛邑。”紧接着，他又陈述了救弊八事：即选将帅，明按察，丰财利，遏侥幸，进能吏，退不才，谨入官，去冗食。在此期间，韩琦也在努力改善朝政的不良局面。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，他也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：整顿吏治、选拔人才。九月，赵祯便召见了范仲淹、富弼二人，给笔札，并责令条奏政事。没过多久，范、富二人就正式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，谏官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。对此，赵祯大都予以采纳，并渐次颁布实施，颁发全国。而这次由范仲淹主持，韩琦、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，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庆历新政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