至人能变，达士拔俗。……六合之内、患心所欲，人事可过，何为局促？大道虽夷，见几者寡，任意无非，适物无可，古来绕绕，委曲如琐，百虑何为，至要在我。寄愁天上，埋忧地下，叛教五经，灭弃风稚。百家杂碎，请用从火，抗志山西，游心海左。元气为舟，微风为花，教翔太清，纵惠容治。（《后汉书·本传》）
他就这般“飞鸟遗迹，蝉蜕亡壳”，导向了魏晋玄学的境界——“古来绕绕，委曲如琐，百虑何为，至要在我”，这已是内在的人格的觉醒了。到了魏晋，在“敌对王朝的心理的反对命题的作用”下，伦理史观一撅不振，人格本体论便占了上风，由老庄而玄学，由玄学而佛教，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一次奇迹的“激活”。
在汉末，伦理史观被推向了极端，从而走到了反面，被神化的三纲五常的秩序，对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创伤，政治生活一团漆黑，士大夫们人仕无门，六十岁还在当太学生，汉末民谣，便对这种伦常秩序予以了有力的抨击：
举秀才，不知书；察孝廉，父别居，寒素清白浊如泥；高第良将怯如鸡。
三纲五常、名教之类的虚伪性、丑恶性，到汉末已统统暴露无遗。人们对一切的一切，即过去所信奉的伦理道德，陇纬宿命、繁琐经术等标准、价值及规范，都产生了动摇与怀疑，儒家的人世精神成了空洞的说教及可笑的布道，从而夕阳西下。气息奄奄，人们开始对其采取讥嘲的态度。这时，个人的命运，个人的生荣死哀，便显得突出了，于是出现了一种个性的自觉，追求自我的解放，（世说新语）中桓温问殷仲堪：“卿何如我？殷云，我与我周旋久，宁作我。”走向对人自身的肯定，对伦理史观那种以群体淹没个人、以共性取消个性的理论，进行了一次勇敢的、空前的反叛。